浙江省一直以来是中国的经济强省，也被认为是中国的“省富民富”的典型代表，这一点十分不容易，因为即使中国经济最强省的广东省、江苏省也自愧不如。
浙江经济到底有多发达？不仅仅参考重要的GDP总量、人均GDP，更要看代表民富指标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钱袋子”指标人均存款，否则经济指标再高，再强大，老百姓钱袋子是瘪的、空的也缺乏实际意义。
从浙江省钱袋子指标之一人均存款来看：浙江省住户人均存款接近9万元，绝对值为88370元，位居全国第三（2019年1月末），在各省区中最高，而中国经济最强省的“冠亚军”广东省和江苏省住户人均存款却分别排名全国第6位、第5位，人均存款在6万元以上。因此，浙江省在老百姓“钱袋子指标”上是最富裕的、最鼓的，充分说明浙江民富现象。
从浙江省钱袋子指标之二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在2019年，全国各省可支配收入中，浙江省排名全国第三，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9899元，而全国GDP排名第二的江苏省仅为41400元，浙江足足比经济大省江苏高出了约8500元之多。
可支配收入是一个综合的财富指标，包含了四项，分别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净收入、财产性净收入和转移性净收入。 因此，人均可支配收入力压经济大省说明了浙江的经济发达程度。
从浙江省经济发达程度指标经济总量来看：2019年浙江省GDP为29087亿，排名全国第四，浙江省人均GDP为15755美元，依然是全国排名第四，人均GDP指标上力压GDP总量排名第一的广东省，浙江省重要的经济指标两个第四说明经济非常平衡，没有大起大落现象。
从浙江省民营经济在GDP占比来看： 浙江历来是全国民营经济占 GDP 比重最高的省份，它的民营经济占比高达65%左右！ 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进器”及“发动机”。据统计，浙江60%以上的税收、70%以上的生产总值、80%以上的外贸出口、90%以上的新增就业岗位，都是由民营创造的。
从浙江省地级市民富指标数量来看： 浙江的富裕度在中国省级层面里是最高的，浙江省是全国唯一一个所有地级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部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再次说明了浙江民富的平衡，不是局部的，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浙江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闻名于世的中国小商品之都——义乌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8121元，在全国县级市中高居榜首！而全国县级市前20强中有14个县市来自于浙江省，充分说明浙江民富并非是义乌市一个地区的单打独斗。
从浙江省民富指标富豪榜来看： 近年来大量浙商出现在全国的富豪排行榜上，并且浙商人数一直名列前茅。比如在2017年胡润富豪榜中，浙商上榜人数达263人，仅比广东少21人，位居全国第二。
从浙江省独角兽数量及榜首来看：胡润研究院发布了2020胡润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全球有586家独角兽企业，比去年增加92家。浙江省的蚂蚁集团以1万亿估值蝉联高居第一！
到2020年的6月30日为止，2019年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它们主要分布在28座城市之中，尤其是“北、上、深、杭”四个城市的独角兽企业特别多，共有156家。浙江省龙头杭州成为北上深杭“独角兽一线城市”。
从浙江省的经济活跃度指标上市公司数量来看：浙江省的上市公司数量一直处于名列前茅。浙江省的A股上市公司仅次于广东省，位列全国第二名。2019年浙江省上市公司数量为382个，占比达11.48，仅次于广东省的16.26%，但高于老牌经济大省江苏省的359个、10.79%。假如去除受到政策倾斜的深圳，浙江省不论在新股数量还是上市公司数量都是全国第一，其中最具代表性城市就是杭州。
从浙商的民营经济特质及精神来看： 浙商是最具有抱团取暖相互帮助的合作关系群体。国有三大主流商业帮派，广东的粤商、浙江的“浙商”、福建的“闽商”最为著名，被称为中国的三大商帮。
所谓的商帮其实就是由地方商人在外经商为了相互帮助而形成的团体，慢慢逐渐形成一个地方商帮，商帮中的商人往往互相分享信息及资源，相互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从而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创坚克难。
浙商以商人之间抱团奋斗相互帮助而著称，这一点与江苏商人的经商模式大都依靠单打独斗所不同，浙商是凝聚力，而江苏经常被戏称“散装”江苏而闻名。因此，浙商更容易走向成功。浙商在国内国际的商界也有着相当高的声望，尤其在台湾商界常被称为“大陆之狼”，并且在西方国家眼中，浙江人几乎被看作“东方的犹太人”，可见浙商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
浙商，这个名词自从1992年改革开放以来，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关注，由此带来大量曝光度，迅速被大众所熟悉。自古至今，浙商人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国私营企业经济当中“浙江模式”、“浙江现象”早已成为行业中有口皆碑的品牌效应。
从浙江人的超强的商业意识来看：浙江省经济发达来自于浙江人的商业意识超强表现。由于浙江的土地资源少、人口密集，难以养活靠农耕为生的人口，在此情况下“浙商”被逼出位，出外经商“自救”。
浙江人历来善于经商，被称为“东方犹太人”，据统计，每9个浙江人中就有一位老板，每26个浙江人中就有一家企业，因此，浙江民营经济非常发达，占GDP的比重高达65%左右。几乎每年公布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都是上榜数量最多的省份。
浙商目前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人团体之一，所以，浙江的民富水平非常高，据2018年的数据来看，浙江省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就高达45840元，仅次于上海、北京两大一线城市。
从浙江省优越的地理位置及政策环境来看：浙江由于处于改革开放前沿，具有得天独厚的政策先发优势。再一个，浙江经济之所以发达，还来自于浙江独特的地理位置，因为浙江省属于长三角经济圈重地，紧靠上海，拥有绵长的海岸线，一方面能够承接到龙头上海的外溢产业，另一方面小商品接轨全世界，因此，浙江属于既滨大海、又沿钱塘江，水系发达，港口优良、交通便利，商贾云集，并且自古钱塘繁华，历来商业兴旺，这是浙江的一大地理优势。但浙江也有其劣势，比如山地丘陵多，耕地面积少，粮食缺少，资源稀缺，国家计划的空白之地。
恰恰是浙江省的劣势变成了它的优势，因为缺乏自然资源及政策资源的浙江，只能穷则思变，最终蜕变成民富第一省。
从浙江省特有的“藏富于民”来看： 浙江民营经济起步早、规模大、实力强、比重高、活力强、后劲足，在全国独占鳌头。其根本原因在于浙江民间拥有发展民营经济的民众基础。
浙江人具有勇于创业、善于经营的特质，这种特质是浙江民营经济能够在全国率先发展并保持强大重要原因。因为自两宋以来，浙江一直是国家财政的主要贡献区域，而从来不是需要国家之“帮扶地区”，历来较少地依赖政府的帮助，而更多地诉诸于个人的奋斗努力，因此，自立自强的特质使得浙江人勇于创业，从而创造出了众多的民营经济主体。
浙江民众的创业意识觉醒极早，在改革号角刚刚吹起，在全国其他地区还在“等靠要”吃大锅饭之时, 大量的浙江人就已经兵分六路，勇敢闯天涯了。
浙江人是中国最早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及艰苦创业之路的群体。浙江人的创业意识尤为强烈，他们认为“有钱就去当老板，没钱借钱来当老板，打工想着当老板，当了老板还想当大老板”。
浙江人为了创业，什么苦都能吃，什么脏活、累活都肯干。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浙江民众中产生了中国最成功的创业者群体，造就了浙江众多的民营经济主体，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从浙江人自古以来经商之基因来看： 浙江历来就是国内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具有深厚悠久的工商业传统，因此，造就了浙江人世代相传的重视工商业、善于经商办厂的“遗传基因”。
比如越国大夫范蠡弃政从商后成为中国“货殖”第一人，被历代商贾尊为祖师爷。以永嘉学派和永康学派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在流行“以农为本”的农耕社会就开风气之先，并且提出了“工商皆本”的理念。
所以，在工商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和潜移默化下，浙江民间沉淀了经验丰富商品经济交易技能，积累了大量的经营管理人力资源。浙江人因此素以善于经营著称，长于经商办企业，对民营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产生内生性作用力。
正因如此，浙江人对市场经济改革的认知，比全国其他地区的认识的更加深刻；对改革所带来的机会，能更快地把握；对改革大环境，能更好地去适应。在全国相同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之下，浙江民众率先挣脱了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自发地发展起民营经济。也正因为浙江人善于经商办厂的“遗传基因”，其民营企业的经营业绩尤为出色，在全国居于榜首，这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达的最重要的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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