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经过七年庇护后，于当地时间4月11日被捕。厄瓜多尔方面取消了对阿桑奇的政治庇护，英国警方随后逮捕了阿桑奇。而阿桑奇的律师表示，他的逮捕和美国的引渡要求有关。
2010年，“维基解密”网站公布了大量美国政府有关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秘密文件，引起轰动和争议。当时我们对阿桑奇进行过报道，这里是节选。
维基解密与美国政府的战争
本文原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50期
阿桑奇被捕画面。图片来自Ruptly TV视频截图
泄密者曼宁
伊拉克战场的青年美国兵布拉德利·曼宁在被关押进弗吉尼亚州匡蒂科的监狱前，他的军衔是一等兵。他在伊拉克的主要工作是情报分析，这使得他能够把一连8个月，一周7天，每天14个小时都花在阅读机密情报上。2009年11月至2010年4月，在巴格达以东40英里的汗马前线作战基地，他涉嫌将几十万份美国政府的秘密文件和录像泄漏给朱利安·阿桑奇的维基解密网站。他把这些海量文件拷贝在印着Lady GaGa画面的CD光盘里，看上去，他就像个无时无刻不在听歌的音乐迷。5月，他以非法下载和传输机密数据的罪名被捕。
曼宁曾联系上加州一位著名的黑客前辈安德良·拉莫，请求拉莫帮他把机密信息搞出来。后来，正是拉莫向美国当局举报了曼宁。拉莫向媒体公开的他与曼宁的对话记录所描绘出的，是一位无法适应伊拉克环境，个人秩序陷入一团混乱的青年士兵。他沮丧地向拉莫倾诉说：“我被孤立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只想找到解脱的方法。我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却无助于无法采取任何行动……没人关注我。”
曼宁出生于父母离异的家庭，参军前的一年，他无家可归，从俄克拉荷马的塔尔萨流浪到芝加哥，然后又漂泊到波托马克。曼宁曾说，他唯一感到能使自己有所作为的，就是形影不离的电脑。
重重矛盾的军事情报使他对美国外交政策感到幻灭。他认为，“本应属于公众领域的一些难以置信的、可怕的东西，却存储在华盛顿某间暗室的服务器上”。曼宁曾说，他发现15个伊拉克人被伊拉克警方以印刷“反伊拉克文学”的罪名逮捕，而这些人只不过在整理政府腐败情况的资料而已。他跑去向长官解释，但长官让他闭嘴，“他告诉我应该做的是帮助伊拉克警察找到更多的犯人”。
从那以后，他开始质疑是否有真相。他相信，2004到2009年记载着伊拉克战争50多万个事件的巨大数据库将从内部角度细致地证明“第一世界如何剥削第三世界”。于是，让这个沮丧的年轻人有所期盼的幻想，便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遍布世界的上千名外交官“一觉醒来，发现整个机密外交文件的储藏室以可搜索的格式向公众打开大门……外交丑闻被披露，他们定会心脏病发作”。他对拉莫说：“我得把这些文件弄出来……理由很怪诞……它也许能改变点什么。”
没有明确的政治诉求，没有前辈“吹哨者”所通常具有的审慎。曼宁用了5个月，从美国军方、文官系统和情报承包商共用的SIPRNet(全称Secret Internet Protocol RouterNetwork，机密互联协议路由器网络)和JWICS(全名Joint Worldwide Intelligence Communications System，联合万维情报交流系统)上不加选择地下载了近30万份文件，一鼓作气地全传给了维基解密。他对美国花巨资建立的、在技术上和物理上几乎无懈可击的情报网络是莫大的嘲讽。
职业外交官、前美国驻外大使大卫·什恩曾在外交部系统工作37年。他告诉我：“SIPRNet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用来存储和传输秘密文件的网络，传送的是机密(secret)及其以下的信息，与普通互联网是物理隔绝的。它所对应的是NIPRNet（Unclassified but Sensitive InternetProtocol Router Network，非机密敏感信息网络协议路由网），这个网与普通网部分相连。而JWICS传送的则是绝密信息(top secret)。国务院官员通常在输入电文前，要对电文进行标记。有一些国务院专属文件的标识为，比如STADIS，它意味着该文件只能在国务院内部传输。而标记为SIPDIS的文件会自动进入SIPRNet系统。维基解密网站上所泄露的大量美国外交电文，是这种有SIPDIS标识的文件。SIPDIS标识的含义是，该信息适宜于与其他政府机构分享。这些电文通常是一些日常的政治和经济报告，与外交官员谈话的总结，以及华盛顿的分析文章和政策指导。”
什恩说：“美国政府机构一直尝试在各机构间分享上至机密级别的信息。这意味着，数十万名政府职员，只要有访问权，就能读到任何一条电文。实际上，没有人能读完任何一天从海外汇总的所有电文。SIPDIS标识的广泛使用，更大大促进了信息的分享，特别是在‘9·11’之后。”“9·11”调查委员会曾指出，恐怖主义袭击之所以未能避免，情报失误有重大责任；由于政府部门间各自为政、沟通不畅，信息未能送达应该知道的机构。例如，联邦调查局知道“基地”组织支持者扎卡利亚·穆萨维试图学习驾驶商用客机，却没有告诉中情局，而中情局当时得知将会发生的一起航空密谋，正拼命想找出航班的细节。自那以后，政府部门间的情报分享成了当务之急。分享扩大同时意味着网络的脆弱性：“基本上，这个系统的完整性取决于所有有权访问该网络的人百分之百遵守规定和承诺。在具有机密级别访问权的300万名政府各部门职员中，只需要一名误入歧途犯规的个人，就能凭一己之力严重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
曾在多届美国国防部顾问委员会工作，参与“‘9·11’委员会”后美国情报改革的情报与防务专家丹尼斯·格姆勒告诉我：“其实，只需要在技术上采取适当的安全保护，就能给从SIPRNet和其他政府网络上非法下载大量数据的人制造麻烦。这个系统在根本上依赖于总统颁布的安全令，包括不可泄露协议和监控手段，比如背景审查和测谎仪等。”然而，过去原则上本不允许将SIRPNet的数据下载到可移动设备上，但在某段时间里，驻伊拉克的中央司令部取消了这一限制。在这个空当，曼宁通过了背景审查，获得了访问权，成为这百万信息分享者中偶然闯入的那一个人。
尽管曼宁的支持者把他视为揭露战争丑恶嘴脸的“英雄”，他仍无法与影响历史的“吹哨者”们，如泄露五角大楼文件的埃尔斯伯格相提并论。即使是预言网络战与“透明社会”将随科技降临的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大卫·布林也难从曼宁泄密一事上看到革命性的先兆。他如此告诉我，“仅靠一己之力从美国政府获得所有他能接触到的文件——不考虑这些文件是不是反映了政府的不正当行为，然后再传给另一人，不假思索的公开。我看到的是人性的自负”。
阿桑奇的事业
与曼宁相比，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有着更为明确的目的。在曼宁给他带来名声大噪的伊拉克录像与阿富汗日记，以及让美国政府由尴尬而愤怒、正式与他为敌的外交电文前，他所创立的维基解密网站已经运营了3年半。阿桑奇曾在多种场合和访谈中把自己事业动机概括为“正义”。对阿桑奇来说，实现这一罗宾汉式的理想，具体的手段是信息公开与透明。他质疑那些有权力决定信息属不属于秘密的权威，蔑视他们所建立的信息等级制度和依赖于这一等级制度运行的社会秩序。作为一名黑客高手，他用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所带来的信息平面化去消解这一等级制度。维基解密创立的初衷，是专门揭露政府、企业的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
维基解密初试牛刀是揭秘2006年索马里的一起暗杀密谋。那时候，多年处理非洲事务的大卫·什恩前大使就已注意到阿桑奇。什恩向我回忆：“他们自称披露的是一份由索马里阿维斯签署的文件，密谋暗杀索马里官员。阿维斯现在是索马里极端伊斯兰组织的领袖。他们未能提供任何证明文件可靠性和真实性的证据，也几乎未引起媒体的关注，没有对索马里内政产生影响。”
2007年，维基解密披露了国际风险顾问公司，高乐公司在2004年的一份长达110页的报告，内容是肯尼亚腐败。“这次泄密在肯尼亚媒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在国际媒体上也出现了有限的报道。例如，当时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就登载了基于泄密文件的故事。但这些文件的披露并未在当地产生持续的影响。”还未触及国际主流媒体兴奋区的维基解密，最初默默无闻。
但从维基解密发育出的一种新的媒体形式已具雏形。它的核心，是一个目前被认为能够提供最大限度安全保障的匿名代理服务，Tor。Tor是第二代洋葱路由（onion routing）的一种形式，可以匿名进行TCP传输，用户通过Tor可以在互联网上匿名交流。
最初该项目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赞助，后来Tor成为电子前哨基金会的一个项目。2005年后期，EFF不再赞助Tor项目，但他们继续维持Tor的官方网站。维基解密的发言人之一雅可布·阿本鲍姆就是Tor项目的成员，也是个独立黑客。Tor的使用，给了泄密者一个匿名提供信息来源的平台。他们将大量精力投入在“匿名”的努力上，包括一个“军事级别加密保护”的电子投递箱，能够让信息源发布者隐去个人信息；一个有多层网络安全措施保护的匿名网络聊天室。这些渠道后来都因遇到安全问题而被关闭。匿名消除了泄密者最大的顾虑。如果不是拉莫向美国当局举报了自曝行踪的曼宁，也许联邦调查局现在都还没找到可指控的嫌疑人。
还无从确切知道，为什么曼宁和其他的泄密者愿意把信息传给维基解密，而不是像过去的“吹哨者”那样，把信息直接传给大众媒体。“水门事件”时代，泄密者“深喉”与《华盛顿邮报》年轻记者伍德沃德的“七次绝密接触”颇费周折，两人见面大多安排在凌晨2时，地点选在地下车库。伍德沃德想见“深喉”时，就把一个插着一面红色旗帜的花盆搬到他的公寓阳台上作为信号，而“深喉”欲约见伍德沃德时，就给他寄一份《纽约时报》，并在报纸上画一只钟。《华盛顿邮报》的主编和伍德沃德对“深喉”的身份守口如瓶几十年，直到“深喉”快去世前，人们才知道他的名字是马克·费尔特。
越南战争时代，“吹哨者”埃尔斯伯格是冒着被终身监禁的危险，将7000多页美国对越政策的绝密文件偷偷复印，交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发表的，而他也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拘留和审判。那个时代似乎已经成为过去。阿桑奇曾解释，在这个媒体良心受到质疑的时代，在一些记者屈从权威、保密无从谈起的地方，匿名是对泄密者安全最好的保护。
维基解密以匿名泄密者总代理的身份与媒体建立了一种微妙关系。“阿富汗日记”约定在德国《明镜》、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同时发布，3家媒体按照自己的判断加工故事。《明镜》周刊是373特种部队的封面，《卫报》用了14页的版面讲述平民伤亡，而《纽约时报》一直很迟疑要不要刊登报道，不愿表现出离维基解密过近的姿态。
阿桑奇并不满意。他说，纸质媒体还不够，人们也许没兴趣去读14页的长篇，还是要有画面，那才最直接、最震撼。所以，他极力扩大伊拉克文件的影响力。他找到与BBC齐名的Channel 4，被拒绝了;又找半岛电视台，半岛答应了。曾在美国国会的智库——国会研究处工作多年的前高级官员哈罗德·雷利亚如此告诉我：“我将维基解密视为一个发行人，与报纸和新闻媒体类似的发行人。所不同的是，维基解密出版的是原始材料，而新闻媒体出版的是基于这些文件编辑的故事。新闻媒体会权衡原始材料的价值和影响，而维基解密不会。”“它使得消息源与大众媒体之间，出现了一个不需与政府权力打交道的独立中介机构。”英国卡地夫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贾斯汀·路易斯告诉我。
维基解密的存在放在10年前不可想象。“‘冷战’时代，美国孜孜不倦地保护敏感信息，防止苏联的阴谋；而苏联也睁大了眼睛，防止任何一个美国偷窥者渗透。那是一个以纸介质存储信息的时代。”贾斯汀·路易斯说。在华盛顿，每份机密文件都登记在册，每个工作日结束后，都要清点，再放进严加看守的安全柜里。一些文件甚至有水印，以甄别它们的出处与作者，这些文件一旦被复制，会轻而易举地找到源头。“那个时代，你需要破门而入，打开上锁的密码箱，才能接触到材料，而且无法大规模搬运。”路易斯说，“但我们的数字化时代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通信基础设施。我们仍然像‘冷战’时代那样，搜集从性格特征到消费习惯的详细个人资料，然后将他们输入到电脑中。我们也能够像纸介质时代那样，建立起一道防火墙，对信息分级、加密。然而，要穿过构成这些信息等级制度的屏障，也就是那些网路传输协议，却比过去穿过重重关卡抵达密室成本小多了。”
对阿桑奇来说，“信息大爆炸”和“机密大膨胀”是时代赐予的机遇。从1996到2009年，美国政府划定的机密文件从10多万份膨胀为18万多份，规模增长了75%。而包含这些机密的文件从560多万份爆炸至5400多万份，是过去的10倍。“9·11”后严峻的安全环境，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都造成了情报监控的强化。
当什么都是秘密的时候，就没有什么秘密了。大约200万名政府官员和100万私人合同商拥有直接授权或“衍生”的分级权，政府设密的权力因此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另一个趋势，是“9·11”后更大范围内分享爆炸的信息。雷利亚告诉我：“2002年，《国土安全法》第892条要求情报界打破过去的相互掣肘和相互怀疑，实现情报分享。2004年，国会再度通过《情报改革与防止恐怖主义法案》，要求建立一个‘信息共享环境’。SIPRNet就是在这时进行的改革。”SIPRNet大规模铺设，越来越多的机构加入其中。2002年，有125个大使馆接上了SIPRNet，到2005年有180个，后又有250多个外交机构加入。军方、外交机构、国务院的信息都开始走这个网络。军方经过背景审查的士兵，也可以在国外战场上从该网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
2009年1月，奥巴马一上任，就颁布了信息公开与透明备忘录。同年12月，他又颁布行政令，要求上百万有分级权的人接受分级培训，并要求外部专家评估分级。他的改革受到的最大阻力来自国防部，对国防部来说，秘密才能保护军队。2010年7月，奥巴马坚持要求所有政府机关在年底按照其行政令出台相应规范，国防部拟了一份草案。这个时代为阿桑奇带来的机遇是：“在海量信息的网络中，如果接触任何一份文件都要经过层层传输协议，时间成本太高，这份文件很可能被束之高阁。因此，必须简化传输协议”，路易斯说。就在这个时候，阿桑奇向一切掌握秘密的权威，特别是美国国防部宣战了。
维基解密的战争
伦敦帕丁顿车站附近有一个“前沿俱乐部”。1989年，罗马尼亚发生革命，一群战地摄影师创办了“前沿新闻电视台”。后来，这个电视台幸存下来的成员建立了“前沿俱乐部”，把它作为独立新闻主义信仰者的聚会场所。这个俱乐部的大厅里，陈列着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战地报道的历史，你能看到《时代》记者威廉姆·卢梭的靴子，还有那些布满子弹孔的新闻记者个人物件。约翰·辛普森、罗伯特·费斯克、杰里米·帕克斯曼、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都曾是这个俱乐部的来宾。2010年左右，朱利安·阿桑奇也是这里的常客。在记者圈子里，阿桑奇因为伊拉克战争录像和“阿富汗日记”同时受到尊重和质疑。
那年10月，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与阿桑奇在这里有过一次对话，两人的相遇似乎意在两个新闻时代间寻求呼应。“美国联邦政府外交、军事、情报部门与媒体间的紧张关系，从未改变过，越南战争将这种紧张推向高峰”，雷利亚说。四十多年前，埃尔斯伯格向《纽约时报》泄漏了未经授权的越南战争文件，那时，反战运动已经开始；而“五角大楼文件”发布时，最新消息都是关于三年之前的事了。在埃尔斯伯格看来，维基解密速度更快，与当前联系更紧密，阿富汗战争的最新消息距离事发仅有6个月。虽然“阿富汗日记”与高级别的“五角大楼文件”相比，只是外事官员就能接触到的低级别现场报告，但埃尔斯伯格仍然给予晚辈阿桑奇充分的肯定。在他看来，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重演了越南战争的尴尬历史，他仿佛从阿桑奇身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但在许多观察家，比如大卫·布林看来，阿桑奇无法与埃尔斯伯格相提并论。布林告诉我：“埃尔斯伯格在违背他的保密誓言前，用尽了可替代方案。他曾竭力在体制内部寻求务实、审慎的方法，直到无计可施。”在埃尔斯伯格将文件泄露给媒体之前，他曾花了一年半时间争取在国会的听证会申辩，但他未能成功，之后，他才把材料给了《纽约时报》。
回忆过去，埃尔斯伯格说，如果今天让他选择，他仍然会首选媒体，因为他在体制内的努力最后被证明是徒劳的浪费时间。他说，如果是在今天，“如果媒体拖延或拒绝，我绝对会把东西泄露给维基解密，或干脆直接放到网上”。但他仍然非常审慎：即使这样，维基解密也不是他的首选，因为维基解密也没有对文件是否应该公之于众的裁判权。什恩告诉我：“传统媒体仍然行使着审慎的责任，这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媒体的权利。CNN和《华尔街日报》也收到了维基解密的外交密电，但他们拒绝了。《纽约时报》的报道则非常小心地隐去了一些电文中的名字和敏感信息。”虽然，这种媒体权利，在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防部审查式的堵截报道和公关式的信息填塞下，已经大大受限。
埃尔斯伯格担忧阿桑奇的安全。他自己一生受到70多次拘捕，与受到围追堵截的阿桑奇有经历上的共鸣。2009年，加州关闭了维基解密在美国的域名服务器(DNS)，阿桑奇只能依靠在瑞士的网络地址(URL)来维持网站运营。维基解密公开身份的发言人，比如阿本鲍姆，则在机场受到搜查，手机和手提电脑被没收。在公开露面的场合，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就在台下的听众中。阿桑奇已从公众视野消失，藏匿起来。瑞典政府与国际刑警组织以一个在这场政治剧中有些荒诞的罪名——“涉嫌性侵犯”，对阿桑奇进行追捕。美国国会议员皮特·金甚至要求把维基解密列为恐怖主义组织，美国法院也开始调查阿桑奇。
然而，这已经是个全球化的时代。贾斯汀·路易斯告诉我，“阿桑奇不是美国公民，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法律”。阿桑奇的主要经济来源是通过德国瓦乌·荷兰德基金会捐赠的资金。德国捐赠法明确保护捐赠人的匿名性，美国政府无从查起。这个同名基金会是德国元老级黑客荷兰德创建的，他秉承黑客的理想主义，致力于实现网络世界的完全信息共享。
不过，这个基金会也受到了压力。过去通过PayPal账户捐款给维基解密的账户，原本会直接连接到荷兰德基金会，但现在PayPal账户和服务已经由于“金援维基解密”而被移除。PayPal是美国拍卖网站eBay旗下的网络支付处理商，它认为维基解密违反了公司的服务政策。接着，一直为维基解密网站提供云计算虚拟主机的美国亚马逊网站，迫于美国议员施加的压力，中止了向维基解密提供的服务。
阿桑奇启用了新的虚拟主机。在冰岛，他还可以找到一些安全感。2010年2月，冰岛议会提交了“冰岛现代媒体提案”，要让冰岛成为信息自由的避风港。这一在6月通过的法案，旨在在最大限度上保护网络媒体和调查记者，对他们有巨大的吸引力。2010年的很长一段时间，阿桑奇都把自己关在雷克雅未克的一栋小白楼里继续工作，还出现在日内瓦的记者俱乐部上。而厄瓜多尔那时已向阿桑奇发出了邀请，邀请他到厄发表演讲和居住。今天，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经过七年庇护后，于当地时间4月11日被捕。他的律师表示，他的逮捕和美国的引渡要求有关。
人们曾笑话埃尔斯伯格，认为他说阿桑奇会有危险是不可能的事：哪位美国总统好意思去通过不公正执法冒犯一位世界尽知的公众人物呢？埃尔斯伯格用他的亲身经历解释说，他当时受到的不合法监听和突袭心理分析手段，现在都通过《爱国者法案》合法化了；而一旦被列入特种部队的秘密名单，暗杀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而有一个后果是阿桑奇未曾想到的，甚至与他的理想背道而驰：美国外交电文曝光，也激发了美国舆论对阿桑奇的敌意。他就像扯下了一块许多人觉得即使是在私人生活中都算必要的遮羞布；而奥巴马力排国防部阻力所推行的信息透明与开放政策，在阿桑奇激进的泄密下，遭遇挫折。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010年，美国国务院已开始限制进入SIPRNet的信息，而国防部也找到了更严格的保密措施的理由。
而阿桑奇本人，在失去行动自由之后也越发变得身不由己。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的“通俄门”风波中，“维基解密”成为民主党泄漏邮件和种种政治流言的输出渠道，阿桑奇与俄罗斯政府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因此成为争议的焦点。而在厄瓜多尔，是否要为阿桑奇卷入别国内政带来的麻烦兜底也令莫雷诺政府感到困扰。最终，当阿桑奇“解密”的矛头已经探向厄瓜多尔政府内部，这个最后的避难所也失去了。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0年50期，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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