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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打出“升级牌”才能在乡村旅游的“红海市场”中活得久、活得好

疫情之下,旅游业受到很大冲击。近日,一些地方推出一系列“刺激性”政策提振消费:继南京发放乡村旅游券之后,多个城市开始发放旅游消费券;浙江、江西及甘肃陇南等地尝试推行2.5天假期制刺激消费;广州、杭州等地计划增加小客车号牌指标发放,南昌更是直接补贴现金提振汽车消费……

以上种种,对于乡村旅游发展而言,都是利好政策。发放旅游消费券,等于为出游行“部分买单”,是金钱利好;推行2.5天假期制,有助于游客更好安排出游计划,是时间利好;提振汽车消费,有利于缩短城乡地理距离,是空间利好。经济上更加划算了,时间上更加充裕了,空间上更加便捷了,去乡村旅游的人自然会越来越多。

乡村旅游发展,除了以上利好的短期政策刺激,还要有长远的考量。新冠肺炎疫情对住宿餐饮、文体娱乐、交通运输、旅游等行业产生了较大冲击,但这种冲击是短期的,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不会改变。兜里有钱,心中才有底,才有能力去追寻诗和远方。经济发展之于乡村旅游,可称有力之“春风”。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了人们对于一些重大命题的思考,比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乡村的关系和工作生活的关系等。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成这样一种共识:除了要在城市赚钱,还要去乡村休闲。

就宏观而言,乡村旅游的“春天”不仅会来,而且在时间上,会来得越来越快;在地域上,会来得越来越广。但就微观而言,在乡村旅游的“春天”里,一些乡村能笑看“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些乡村会感慨“春风不度玉门关”,也就是说,乡村应当发展旅游,但并不等于每一个乡村都适合发展旅游。

发展乡村旅游,要调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旅游的需求,人人都有;但消费的能力,人各不同。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显然旅游需求是一种中高级需求。需求越是高级,就越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旅游是要花钱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钱越多,旅游需求也就越能得到满足。有一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2019年7月,全国共有320个乡村入围第一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浙江省以14个乡村的入围数量居全国榜首。浙江的乡村旅游之所以发展得好,强大的经济实力是根本保证。如果综合比较乡村旅游的数量、质量、收入等要素,我们会发现:东部省份的乡村旅游普遍比中部省份发展得好,中部省份的乡村旅游普遍比西部省份发展得好。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与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较为明显的差距。

发展乡村旅游,要考虑自身地理区位因素。乡村旅游领域,有一个普遍的规律,即“距离衰减规律”:距离城市越远,游客就越少,经营情况就越差,发展就越不理想。这个规律很好理解,因为乡村旅游的主体客源,不是村民,而是市民。市民去乡村旅游,地理上以城市为中心点,时间上以节假日为集中日,距离越近,路上花费的时间就越少,有效的度假时间就越多。这就决定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民游客会优先选择距离较近的乡村。放眼全国乡村旅游市场,2小时城市交通圈上的乡村旅游点数量,明显多于4小时城市交通圈。综上,就乡村旅游选址而言,有以下两条基本准则:越靠近城市越好,越靠近大城市越好。

发展乡村旅游,要立足稀缺优质资源禀赋。全国有几十万个乡村,每一个城市周边,或远或近,或大或小,都有不少乡村。就整体数量而言,乡村并不是稀缺品。“物以稀为贵”,乡村旅游亦不例外。如何能够成为“万绿丛中一点红”,核心就是要挖掘稀缺、优质的旅游资源。近些年,乡村旅游的热门目的地主要有:江西婺源、安徽宏村、浙江安吉、福建南靖、浙江桐庐等。这些地方之所以能够跨越地域,吸引全国人民前去游玩,关键在于它们有着足够稀缺、足够优质的旅游资源:它们或有秀美的自然风光,如江西婺源的油菜花;或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如安徽宏村的明清民居;或有浓郁的民族氛围,如福建南靖的客家土楼。当然,稀缺、优质的旅游资源,也并非全是天然形成、历史赐予的,人工也可以打造,北京的古北水镇、武汉的花博汇等,就是从无到有规划设计出来的,目前也有了较好的发展形势。

乡村旅游发展得好,既能保护环境,又能发展经济,是典型的绿色发展,很多乡村都跃跃欲试。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但不能不管三七二十一,拍脑袋硬干蛮上。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深入调研,分析有没有可能性,有多大可能性。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打好“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牌”;还要紧密结合市场,在初级阶段,市场需要什么,就要生产什么;在高级阶段,则要以自己的生产引领市场风向,只有不断打出“升级牌”,才能在乡村旅游的“红海市场”中活得久、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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